[4]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统治形式,产生于欧洲的现代国家结束了中世纪各种统治权力分散于教会、国王、领主等封建势力的状况,所有统治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

国家主义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但国家主义并不是驱使梁启超转向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唯一的思想渊源。[39]同样，如前所述，政治实践中的梁启超也是一个失败者。

[40]如果以这样的两分法来看美国的反联邦党人与梁启超，那么，可以发现：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希望在国内维持一种可能的最好制度，他们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主义的继承人。[35]梁启超：管子传，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865页。其东方渊源，主要是古代中国的法家思想。[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384页。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强调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并重，但他还是认为，地方自治更具基础性、本源性——地方自治越成熟，国家的根基就越巩固。

一方面，虽然他们都是反联邦党人，都反对联邦制，但是，他们的方向却完全相反：梁启超反对联邦制，是希望走向单一制，希望凭借单一制国家结构，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实现最高权力对于全国的有效支配。[13]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30页。前面的诸多阐释已经能够基本撇清我们的政治宪法学与所谓的阶级论法学的规范性差异，这里不多展开。

关于你对宪法解释学的这一番解剖，似乎说到了不同的宪法解释学。我个人也认为《共同纲领》在当时是一部充满共和宪法精神的宪法文件，可惜未能在它的基础上生成一个规范的现代共和国。政治宪法学为何以及何为，显然难以通过这样的两三个小时的对话予以完整而全面的澄清。可以这样来看，以制宪权为中心的非常政治时期的政治宪法学肯定属于政治宪法学的范围，甚至是相对其它宪法学分支的一个独特的范围，但日常政治中也存在政治宪法学的需求，尤其是已经完成制宪的转型宪法国家。

政党国家是适应于特殊历史时期的革命激进主义的产物，如何向现代民主宪政和平转型成为革命胜利之后最大的宪法问题。田：对您的问题意识，我还想做些补充。

不过很多人质疑政治宪法学，可能是基于两点误解或隔膜，一是学科化的话语阻隔与解释力局限，二是对政治本身的不健全的理解。秋风近年来以张君劢为中心的立国之道的研究揭示了民国宪政的诸多被遮蔽的内涵，这些内涵的发掘和运用对于面向祖国统一大业的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的伟大综合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李文在方法上主要借助了事实-价值二分的哲学方法，并分别批评政治宪法学过分关注事实，而规范宪法学则过分关注规范甚至是超实证的规范。第一共和最终导向了孙中山开启的政党国家。

但政治宪法学的学术价值最终还是获得了法学家的认可，首先是愿意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承认，其次是陈老师的那本《宪治与主权》在2010年荣获了钱端升法学成果奖一等奖，这很不容易。田：对，如何证成是个大问题，也是政治宪法学最终与一般社会科学相区分的关键所在，或者是政治宪法学仍然属于宪法学的理论根据所在。田：政治宪法学目前确实是处于巩固问题意识、寻找与整合理论资源以及在对话甚至挑战中完成初步学术建构的过程之中，但其学术旨趣确实是制度性的，致力于发现中国宪法的真实规则并通过中国宪法的政治原则加以严格的规范证成。改革开放以来的宪法学逐步摆脱了文革时代的阶级论式的宪法学范式，开始建构自身的宪法教义学，尤其是宪法解释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批评者所秉持的主要是一种宪制成熟之后的日常宪法学的庸常的眼光，我所谓的发生学对应的是宪制创生的特定时期，属于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的过渡阶段。我这几天在思虑一个问题，即政治宪法学与解释学到底是何种关系。

对于这样一个连绵不断的中华民族宪法统一的过程，我觉得依据单一文本（规范）的宪法解释学和规范宪法学根本无法承载。我大致认为现在存在三种宪法上的解释学立场：第一种是以规则解释为中心的狭义宪法解释学，这应该是一种法解释论意义上的经典化的解释学，这种进路在中国由于缺乏案例支撑和技术上的精细锤炼，尚不成熟。

激进主义的路线在整个20世纪通过国共两党政治文化精英的发扬，对中国之文化与政治产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影响巨大。从这一点看，政治宪法学之用武之地似乎局限于非常政治虽然如此，仅仅是推测行政机关有这样的倾向并不能破坏行政机关提交证据的充分性。即使在不得不进行秘密审查时，法院又设计出了改良的秘密审查程序，使得行政机关仍然承担初次证明的责任。他进而提出秘密审查程序是审查行政机关任何一项豁免主张是否正当的必经程序，法院应该通过逐行分析拒绝公开的文件来精细的挑选出其中应该公开的内容。法院在保留最终审查权的前提下，以示弱放权的姿态，换取了更少精力的投入和行政机关更大程度的配合，促进了政府信息的公开，保护了公众的知情权。

See Lion Raisins Inc. v. USDA, 354 F.3d 1072, 1083 (9th Cir. 2004)[9] See Federal Procedure, §38:510. [10] Spirko v. USPS, 147 F.3d 992, 996 (D.C. Cir. 1998).[11] See, e.g., Robbins Tire, 437 U.S. at 224[12] 书面陈述（Affidavits），是指行政机关在依申请公开中，对拒绝公开的政府信息所作的相当详细的书面描述。上诉人诉称地区法院拒绝对拒绝公开的文件进行秘密审查，违反了适当的诉讼程序。

它不仅任务繁重，而且对增强诉讼的对抗性没有太多的帮助。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3期，发表时略有改动。

在1974年的修改法案中，国会明确规定法院对行政机关主张保密的文件可以秘密审查，决定是否可以公开。法院也曾指明这样的司法资源投入是不适宜的，更是不允许的。

其核心在于规范行政机关对依申请公开的答复行为，是信息公开与信息公开诉讼的基础性程序。公开信息会使得行政机关处于尴尬境地，或行政机关已有隐瞒现象，在这些情形下行政机关的书面陈述、沃恩索引失去了可信性。第四，无论是立法进程，还是法院判例，都无一例外的表明地区法院在每一案件中对所有文件进行逐行的审查是不恰当的。尽管国会1974修改《信息自由法》赋予法院秘密审查的权力，但是其目的仅在于向法院传递这样的信息：国会不允许仅仅因为包含某些秘密信息而整个文件就不公开的现象发生。

法院必须有实质的证据而不能仅凭怀疑就借此进行秘密审查。具体而言，包括：对所有行政机关拒绝公开的文件全部进行秘密审查，在拒绝公开的文件数量庞大时，可以对其中的任意或有代表性的部分拒绝公开的文件进行秘密审查。

可见，法院对秘密审查的较大裁量权受到信息自由法中关于法院进行全面审查义务的限制。公开可能揭示行政机关腐败的重要证据，此时可以较少的考虑司法经济因素。

无论是国会还是法院，对于秘密审查都是不甚欢迎的。创造了沃恩索引，使其成为信息自由诉讼的主力军。

关键词：秘密审查制度 信息公开诉讼 国家秘密 谨慎秘密审查在美国的刑事、民事诉讼制度中广泛适用。[16] See, e.g., Halpern, 181 F.3d at 295.[17] 法院这样的判例不胜枚举，如：PHE, Inc. v. United States Dep't of Justice, 983 F.2d 248, 252-53 (D.C. Cir. 1993)，Young v. CIA, 972 F.2d 536, 538 (4th Cir. 1992)，Silets v. United States Dep't of Justice, 945 F.2d 227, 229-32 (7th Cir. 1991)，Taylor v. United States Dep't of Justice, 257 F. Supp. 2d 101, 114 (D.D.C. 2003)等等。许莲丽，法学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讲师。[6]此外，也可以对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诉讼程序中为说明其拒绝公开文件的理由而作出的秘密记录文件进行审查，比如说行政机关作出的秘密书面声明（In Camera Declarations）[7]、单方口头声明（In Camera, Ex Parte Oral Testimony）等[8]。

[21]综上，法院决定是否进行秘密审查取决于以下考虑因素：第一，司法经济。[18]（三）案件涉及的拒绝公开的文件数量不多，较为简短其实，对不公开的文件进行全面的秘密审查几乎很少发生。

该案中的原告申请法院推迟裁决，期待规定了法院可以秘密审查国家秘密的议案生效后，法院这一扩大的秘密审查权限能够为其案件的结局带来彻底的改变。第二，原告被排斥在诉讼程序之外，只能被动的等待法院最后的审查结论。

不过，最高院的这一判决当时就遭到了质疑。与在书面陈述、沃恩索引程序中由行政机关承担初次证明责任、在此基础上法院进行最后审查不同，秘密审查程序中行政机关没有任何作为，一切都等待着法院从零开始，对拒绝公开的文件是否符合信息自由法中的豁免规定一一甄别。